2014年12期封面
封面報道
甲午戰爭敗於腐
策劃人：曾暉
19世紀90年代，經歷了“洋務運動”的清王朝出現了迴光返照的跡象。然而，甲午慘敗，徹底葬送了30餘年“師夷長技”的成果，也完全粉碎了帝國復興的殘夢。
北洋水師號稱“亞洲第一”，投入不可謂不巨，為何卻落到一敗塗地之境？
有歷史學家用“腐軍弱旅”來形容此戰的清軍：上下腐敗、黨爭營私、盲目自大、軍事廢弛，空有鐵甲戰艦，卻無指揮之能，更無死戰之心。
又到甲午年，歷史傷痕依舊作痛，值得深思。
“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三百年來傷國亂，八千裡外弔民殘。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閑看。”甲午後，李鴻章走上了人生的“下坡路”，失去權力，背負罵名，傷懷之情溢於言表。然而諷刺的是，肇使這一切的，恰是他自己在戰爭中的一再失算。
甲午年的最大“失算者”
文_本刊記者 曾暉
李鴻章恐怕從來沒想過，正是自己遭到行刺，才成全了日本的“無條件停戰”。
1895年3月24日下午4時，正在馬關談判的李鴻章坐轎返回行館，忽然有個日本青年從人群中衝出，對準他的臉部開了一槍。李鴻章左眼下一寸臉頰中彈，血染官服，當場昏迷。
子彈沒有擊中要害，不久後，李鴻章蘇醒過來，看見侍從從自己身上換下的血衣，囑咐不要洗掉。他長嘆一聲：“此血可以報國矣！”
報朝廷血濺官服 蒙恥辱無力回天
刺客名叫小山六之助，是日本“神刀館”成員。他不希望中日停戰，更不願意看到雙方議和，所以決定行刺，以挑起兩國間進一步矛盾，將戰爭進行到底。
刺殺事件後，國際輿論嘩然，日本政府也深感震驚。擔心引來列強干涉，伊藤博文主動示好，提出無條件停戰。
停戰，這是李鴻章赴日談判最為急迫的願望，他曾一度懇求而不可得，不料今日竟僥幸如願。李鴻章暫時忘卻了傷痛，他感慨說：“願我本人的不幸，換來大清舉國之大幸，使此後和款易於商辦。”
不過，李鴻章失算了，日本的讓步僅限於此。談判恢復後，伊藤博文提出割讓遼東、臺灣、澎湖，賠款軍費3億兩白銀等驚人的和談條件。李鴻章聞之色變，他屢向北京拍發電報請示，可朝廷回電均是“著鴻章酌量辦理”。
朝廷的意思，李鴻章不會不懂得。看似被授予了臨機專斷大權，可自己的一世英名……
李鴻章復感劇痛，他頭纏繃帶，只得“爭得一分是一分”。經過半月周旋，日本僅同意將賠款減為2億兩白銀，並小幅縮減了遼東割地範圍和3處通商口岸。
在簽約的前一天下午，伊藤博文告訴他，對所列條款只許回答“允”或者“不允”，李鴻章被剝奪了討價還價的餘地。直到天黑，李鴻章仍希望賠款能夠再減兩千萬兩，他甚至含淚哀求伊藤博文，“就算給我這個老頭子回家的旅費吧。”可伊藤博文非但不予理會，反而威脅說，“如果明天還不簽字的話，你們這些人能否安全回家，我怕都不能真正保證了。”
當地時間4月17日11時40分，李鴻章、李經方父子在《馬關條約》上最終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七十老翁，蒙漢姦之惡名，幾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勢”。李鴻章何曾遭受過此等奇恥大辱，簽完條約，他當即發誓：“終身不履日地。”
兩年後，李鴻章出使歐美，途經日本，需在橫濱更換輪船。日本政府得知後，極力邀請其休憩再走，他拒絕登岸。換船時要用小船擺渡，李鴻章一看是日本船，說什麼也不肯上，最後沒有辦法，只好在兩艘輪船間架了一塊木板。74歲高齡的老人，就在這波濤跌宕的海面上，蹣跚著步子，慢慢騰騰地挪了過去……
請處分弄巧成拙 鬥帝黨怒目圓瞪
從日本歸來，李鴻章心灰意冷地待在天津，稱病不出。直至當年8月，他才進京向光緒帝彙報。光緒帝慰問一番後，突然嚴厲訓斥：“身為重臣，兩萬萬之款從何籌措；臺灣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傷國體”。李鴻章無言以對，只得“引咎唯唯”，他的三眼花翎再一次被摘去。
李鴻章所戴三眼花翎，乃慈禧太后六十歲那年元旦破例所賜，他也成為大清歷史上唯一受此殊榮的漢族官員。李鴻章對此十分看重，他不禁想起一年前，自己面臨的相似窘境。
那是1894年9月17日，平壤被日軍占領的第二天，軍機大臣翁同龢捧著一堆彈劾奏摺，要求皇上嚴辦李鴻章。
光緒帝接過奏摺，只是翻看幾下，默默放至一旁。半晌，才沉重地說出：“不能把責任全推在李鴻章一人頭上，北洋戰敗，朕也難辭其咎啊！”
見光緒帝是如此態度，李鴻章便奏稱自己“調度無方，應請旨嚴加議處”。李鴻章自請處分，原不過是虛應故事，敷愆塞責。可哪裡想到，在翁同龢的吹風下，光緒帝竟毫不客氣地來了個“順水推舟”：下諭“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黃馬褂，以示薄懲”。李鴻章又失算了。他大為光火，就以“請特簡重臣督辦”相要挾。最後還是太后出面，方纔平息了心中怒氣。
這一回合，李鴻章完敗。
李、翁二人早在“剿發捻”時就已結怨。其時，李鴻章替恩師曾國藩參了翁同龢的哥哥翁同書一本，令其發配新疆，致使翁父病逝。這個仇翁同龢一直銘記在心。
有光緒帝作後盾，翁同龢處處覓機尋釁。看到李主和，翁同龢便冷言冷語：“李鴻章治軍數十年，掃蕩了多少壞人啊！現在，北洋有海軍陸軍，正如火如荼，豈能連一仗都打不了嗎？”翁管理戶部，李求撥款以購軍械，他又一口咬定，“朝廷已經沒錢”，“那是沒用的浪費”。
那時，翁同龢官階高於李鴻章，李每每受辱，總是隱忍不發。
直到清軍節節敗退，太后驚懼，乃令翁同龢“馳赴天津詣鴻章問策”。當翁問及北洋艦隊時，李“怒目相視，半晌無一語”，情緒舒緩後方纔作答：“師傅(翁同龢)總理財政，平時請撥款便駁回，臨事來問兵艦。”翁支吾回應：“管錢當然以節約為盡職，若確實需要，為何不反覆申請？”李鴻章笑著說：“政府懷疑我跋扈，您老奏我貪婪，我再嗷嗷不已，今天還有我李鴻章嗎？”翁自知理虧，沉默不語，李鴻章總算吐出了哽在心頭的一口惡氣。
甲午慘敗，儘管李鴻章指揮失當，但翁同龢也難逃添亂的干係。李鴻章後被撤銷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職務，逐漸遠離權力中樞，而翁同龢的政治生命也走向末路。1898年6月15日，翁被免去一切職務，逐回原籍，永不敘用。翁同龢學生王伯恭後來在《蜷廬隨筆》中寫道：“及翁之死，慶王為之請恤，上盛怒，曆數翁誤國之罪，首舉甲午之戰。”
求洋人枉費心計 失戰機天子斥責
儘管挾私報複是真，但翁同龢彈劾李鴻章“貽誤戰機”，也不盡全是捏造之詞。
就在3個月前，朝鮮局勢還處在撲朔迷離之際，李鴻章在洋人面前玩了一齣自以為聰明的小把戲，結果卻誤了大事。
1894年6月20日，俄國駐華公使喀西尼要回國休假，路過天津時，他拜訪了李鴻章。此時，李鴻章正在謀劃怎樣“不戰而屈日之兵”，見喀西尼前來，突然心生一計。
經營了30多年的洋務，李鴻章篤信“以夷制夷”。他當即告訴喀西尼，望其轉告俄國政府，出面調停大清與日本的矛盾糾紛，迫使日中雙方同時退兵。
為“調動”俄國參與調停的熱情，李鴻章還煞有介事地說我大清“認為俄國與此事有直接利害關係，故俄國有出面調停的特殊權利”。同時暗示，英國已經主動提出要調停，但朝廷“認為俄國在此次事件中有優先權”。
寥寥數語，李鴻章渾身上下顯露著運籌帷幄之氣，卻真把喀西尼撩撥起來，竟待在天津不走了。
李鴻章喜不自勝。他深信俄國能把日本壓服，以致面對國內“主戰派”的增兵建議，置之不理。
俄國駐日公使希德洛夫嚮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提出勸告，對方謊稱“幫助朝鮮進行內政改革，完成後再撤兵”，將他搪塞了回去。
希德洛夫不甘心，他又遞交了一份措辭更加強硬的照會，暗示日本要為今後可能發生的意外事故承擔後果。接此照會，陸奧宗光心情無比沉重。但此時日軍已在朝鮮形成兵力優勢，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陸奧忐忑不安地再次婉拒：“日本同意俄國的要求，但目前尚不是撤軍的時機。”電報發出後，他生恐惹惱俄國。許多年後，憶起當時的場景，陸奧宗光仍然心有餘悸：“嗚呼，至今都毛骨悚然。”
李鴻章再次失算。俄國收到日本回覆後，居然一下子沒了脾氣。7月13日，俄國政府給自己找了個臺階，稱對日本政府的態度“甚為滿意”，“俄國政府以鄰國之故，對於朝鮮事變自不能袖手旁觀，然今日之事，完全出於希望預防清日兩國之衝突，希為諒解。”
李鴻章始料未及，他想要撈一根救命稻草，轉而向英國救援。可英國駐華公使歐格納一見說服日本有難度，就無情地“出賣”了他。歐格納對陸奧宗光說：“今後清日兩國若發生戰爭，清國的上海，為英國的利益中心，希望取得日本政府不在該地及附近作戰的保證。”
眼見列強“騎牆”搖擺，李鴻章忽覺天旋地轉，想起自己34年前與戈登之爭，他不禁罵起了洋鬼子來。
為時已晚。正當李鴻章穿行於各國公使間時，日本已悄然完成了外交、政治、軍事上的全面部署，不啻於將戰爭的主動權牢牢攥在了手上。
李鴻章倚仗外國以求和局，令其御前形象大打折扣，光緒帝前所未有地斥責他：“非但示弱於人，仍貽後患，殊屬非計”，“嗣後該大臣與洋人談論，務宜格外審慎；設輕率髮端，致誤事機，定惟該大臣是問。”
正所謂“出師未捷身先死”，李鴻章的心頭蒙上了一層陰影。御史張仲炘說他是咎由自取：“不意李鴻章辦洋務數十年，乃甘墜洋人之術中不知悟也！”
閱雄兵心有躊躇 保戰船自掘墳墓
列強調停破產，可李鴻章依舊堅稱“我不先與開仗，彼諒不動手，此萬國公例……”甚至在日軍發動進攻前數日，李鴻章已得情報，卻仍認為“開仗之說似是謠傳”。
如此“自欺欺人”，與其說李鴻章昏聵無知，不如說是他不願接受這樣的現實。他愁眉緊鎖，無非是尋求一絲心理慰籍罷了。
李鴻章所慮，今年乃慈禧太后六旬大壽，老佛爺不想打仗，希望“保全和局”；而自己的北洋水師，經年未添一炮一艦，戰鬥力堪憂。他十分清楚，北洋水師是自己最重的籌碼，倘若冒進兵敗，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勢必發生動搖。
想到這裡，李鴻章倒吸一口涼氣。兩個月前，自己在大沽口檢閱這支號稱“亞洲第一、世界第八”海軍的場景歷歷在目。
那是5月10日，李鴻章登上“定遠”號甲板，觀看全體艦船趁落潮出海，沿途行駛操演，不時改變陣形，或雁行或魚貫，操縱自如。他屢屢捋須點頭。
正在此時，李鴻章註意到，遠處有一艘日本兵艦尾隨而來。原來，日本探悉北洋演習，特派“赤城”號尾隨觀看，還打著致禮的旗號。冥冥間，李鴻章有種不詳的預感。
閱兵完畢，他收起笑容，急上奏摺：“西洋各國以舟師縱橫海上，船式日新月異。臣鴻章此次在煙臺、大連灣，親詣英、法、俄各鐵艦詳加察看，規制均極精堅，而英猶勝。即日本蕞爾小邦，亦能節省經費，歲添巨艦。中國自十四年北洋海軍開辦以來，迄今未添一船，僅能就現有大小二十餘艦勤加訓練，竊慮後難為繼。”
李鴻章為北洋的命運而擔心。繼而戰事打響，他不謀取勝，只求不敗，一開始便定下了“保船制敵”的方針：“先守守局，再圖進取，穩扎穩打，庶進退裕如”，“惟須相機進退，能保全堅船為妥”。
李鴻章想，以我既有軍備，加之兵士勇猛，採取守勢，定能應付過去。但他終歸還是失算了——這一回，他敗給了自己人。
“御人以術不以德”，李鴻章重用親信葉志超為陸軍統帥、丁汝昌為水師提督，前者貪生怕死，後者“只識弓馬”。可李鴻章卻對他們放任自流，過於信任。
“成歡之戰”失敗，葉志超向朝廷呈報虛假戰況，謊稱殲滅日軍1700餘人，後再誇大至2000餘人，竟騙得賞銀二萬兩，且獲賜提督，成為平壤各路清軍統領。
9月17日，黃海海戰爆發，北洋水師卻奏來捷報：“擊沉包括‘吉野’號在內的數艘日艦，日本聯合艦隊已經失去海外作戰能力”，李鴻章十分歡喜，還向朝廷為丁汝昌邀賞。
一周後，李鴻章在天津接待了英國遠東艦隊司令官，方被當告知日艦一艘未沉，且受傷戰艦均已修複，再次駛入清國近海巡航求戰。他震驚不已，竟久久不能相信這個事實。
正是在葉志超的指揮下，平壤之戰清軍一瀉千里，日軍跨過了鴨綠江；也正因為丁汝昌的一再“堅守”，北洋水師困溺於劉公島，最終全軍覆沒。
據李鴻章幕僚吳汝綸回憶：“平壤之敗，李相國痛哭流涕，徹夜不寐……及旅順失守，憤不欲生。”
“命根子”斷了，李鴻章的淚水至真至誠，他苦悶、傷心、懊惱、不解。也許他永遠也不會想到，恰恰是他自己，成了北洋的掘墓人，且將晚清推向絕境。
國人講究“為尊者諱”，僅僅憑藉簡單史料，揣測李鴻章、袁世凱、張謇、孫中山、光緒皇帝、慈禧太后……這些歷史人物當年在甲午戰爭之時的立場，很可能是不准確的，但裡面也不乏一些可供借鑒的內容。
清朝政治格局的終極洗牌
文_板橋霜
甲午戰爭前夕，左右清朝的政治勢力，主要為湘軍、淮軍、清流及滿人統治集團這四大政治集團，且內患不亞於外患。
錶面上看，湘軍早已式微，李鴻章所領導之淮軍一系，風風火火地搞了多年洋務運動，一時風光無兩，但卻是槍打出頭鳥，他們和翁同龢為代表的清流勢力衝突也最深。
甲午戰後，對淮系而言，遭受了清流和日本的內外雙重打擊，勢力大不如前，而清流也因主戰失利，喪失了其在朝廷的地位，讓光緒皇帝的威信也大打折扣，權威回歸到一度簡政放權的慈禧手中。故歷史學家石泉先生說，甲午之戰中得利的除日本之外，在國內就只有慈禧一人而已。
勒令缺席的袁世凱
甲午戰爭前，對朝鮮局勢最為熟悉的中國高級軍官是袁世凱，他一度被人們稱為“朝鮮太上皇”。朝鮮，正是他後來飛黃騰達的起點，但這樣一個人，居然在甲午戰爭的前線上，缺席了。
光緒八年(1882年)6月，朝鮮“壬午事變”，大院君重掌政權，排斥閔妃。清軍統領吳長慶渡海前往朝鮮平亂，袁世凱奉命率兵直撲東學黨巢穴，剿平亂事。事後，袁世凱獲得了“治軍嚴肅，調度有方，爭先攻剿，尤為奮勇”的16字獎語，記了首功。
此後，吳長慶留駐朝鮮，在這個清軍司令部里，所有的軍務“莫不由袁作主”。朝鮮王李熙更是“三顧茅廬”，禮聘袁世凱為軍事顧問，負責整軍練兵。
可惜好景不長，在朝鮮緊接著的第二次政變中，國王、閔妃等被禁閉於景祜宮。袁世凱先斬後奏，勒兵勤王，並代主持朝鮮的內政、外交、軍事。這時袁只是一個26歲的青年，但朝鮮大臣每日必會袁議事，聽其指揮，用袁世凱自己的話說，自己是在“只手撐支東方大局”。著名歷史學家蔣廷黻先生曾論證過，“要不是袁世凱在這方面的努力，恐怕後來甲午戰爭早就爆發了。”
因為此時的朝鮮，為了擺脫清朝的屬國地位而竭盡全力，先是嚮日本求助，後又請俄國幫忙。袁世凱就在這種亂局中努力周旋，他曾專門寫了一篇《朝鮮大局論》，呈交朝鮮政府，闡述朝鮮“依中國”有六大好處，“背中國”有四大害處。
對清朝內部，袁世凱則上書給李鴻章，獻議對朝鮮問題處理的策略，上策是：“乘朝鮮內敝，而日本尚不敢鯨吞朝鮮，列強亦尚未深入，我政府應立即徹底收拾朝鮮，建為一個行省。”下策是：“門戶開放，免得與日本或帝俄正面衝突，索性約同英美德法俄日意各國，共同保護朝鮮。”如果就世界局勢來看，袁氏的策略雖有可操作性上的瑕疵，但他在當時應屬少數有遠見的人。
反倒是，此時陷入中法戰爭的清廷不願在朝鮮問題上和日本過多糾纏，把袁世凱列為了兩國衝突的替罪羊。到發生戰爭之前的一周，朝鮮親日派宣稱要砍袁的腦袋，並對其駐扎朝鮮辦公的地方，全部給包圍起來。袁世凱也第一次發現，自己的命運並不完全是自己掌握得了的。6月15日，他乘坐英國軍艦，終於離開了和自己12年瓜葛不斷的朝鮮，從此永別。
於是，在甲午戰爭期間，熟悉朝鮮事務的袁世凱自然而然成了“旁觀者”。袁不在前線，他的差事是前往山海關外處理前線軍務，協助轉送軍需物資。有力使不上的袁世凱只好給有關部門不停上書，談及自己軍事上的一些想法和策略，不過，這些建議大都石沉大海。
甲午戰爭事後，李鴻章才明白袁世凱的“先見之明”，於是袁世凱開始得到重視，被推薦訓練新式陸軍，開始其扶搖直上的仕途，直至他最後改變中國。
棄官從商的狀元郎
張謇和甲午戰爭的聯繫，不僅僅因為他是甲午那年的狀元。
甲午這一年，他已經得到慈禧太后器重，可以自由出入皇宮南書房。但他思考的，顯然並不止這些……
在早一些的時候，吳長慶駐朝鮮的司令部中有一文一武，武是袁世凱，文就是張謇，當時，張謇不過29歲。
張謇作為吳長慶的幕僚，參與了大部分重要事務的決策，對朝鮮局勢也有深入的思考。他先後寫了《壬午東征事略》、《乘時規復流虯策》、《朝鮮善後六策》等政論文章，其中尤以《朝鮮善後六策》治論最為深刻。在這篇文章中，張謇檢討了朝鮮問題的來龍去脈，根本解決朝鮮半島危機的多種策略計劃，文章提出徹底解決朝鮮問題有以下幾種選擇：
一是按照漢朝的方式，建置玄菟、樂浪郡；二是按照後周的方式，設置監國；三是駐扎重兵於各海口，改革內政，除舊佈新；四是讓其自行改革，為其訓練新軍，增強其防衛能力；五是與東三省聯為一氣，互相聲援；六是分路出兵、規復琉球，打擊日本的侵略氣焰，使其不敢對朝鮮輕舉妄動。
李鴻章看了這篇呈文後，認為是多事，把它扔在一旁。但很快，京城上下都知道了這篇文章，甚至有幾位重要官員到總理衙門和軍機處詢問他們對善後六策的看法。南派清議首領潘祖蔭、翁同龢立即支持這篇文章，並抄錄上達皇帝和太后。
但奇怪的是，到1894年，當初的朝鮮問題專家張謇的思維卻開始“倒退”，乃至說出“日本蕞爾小國，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創不足以示威而免患”這樣外行的話。
根本原因就在於，張謇作為翁同龢旗下的翁門六子之一，必定走向清流一派。他以朝鮮問題專家與新科狀元身份，在甲午戰爭時常常和老師“談東事， 激昂慷慨”，這些意見，為軍機處和光緒皇帝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也狠狠打擊了李鴻章。
而在早一些時候，張之洞與李鴻章均有意延攬張謇加入自己的幕僚之中，不過張謇心裡還是念的科舉正途，說過“南不拜張，北不投李”的豪言，不再做幕僚。這位甲午年間的狀元極大地鼓動戰爭，但最終結果就是戰敗。
當然，彼時張謇只是尚未過河卻已引人側目的小卒，翁同龢才是真正激進的主戰的當頭炮，然在殘酷的戰爭面前，愛國的激情終究無法替代實力的缺憾。
甲午戰爭之後，張謇放棄了做官，走“實業救國”和“教育救國”的道路，這可以理解為是一種痛定思痛後的真切感悟。不過，他仍以自己的方式進行政治參與，以“君主立憲”這一派別身份在辛亥革命時期的政治舞臺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影響到中國的發展進程。
“逼上梁山”的革命者
19世紀80年代的一天，北洋大臣李鴻章發現自己的舌頭上長了一個胰瘡，經多方醫治，不僅未見好轉，還有人說是舌癌。李鴻章只得求助香港的西醫。
香港西醫書院妙手回春，很快就把李鴻章的病治好了，讓他大是歡心。這個西醫書院順桿向上爬，幾年後向李鴻章推薦了兩名優秀畢業生，要討個官來做。李鴻章爽快答應，並按程序給兩廣總督衙門發了函。
這兩個年輕人抱著興奮的心情，來到兩廣總督衙門報到。然而，縣官不如現管，似乎只有賄賂和打點，他們才能得到那個官職。
歷史在此註定出現了一個拐彎，如果這兩個年輕人求官成功，也許中國曆史的進程都會因此而改變，因為其中一人，便是孫中山。
求仕失敗的孫中山，和好友陳少白在廣州合開了一家醫館，但此時的他每有欲上書清廷以陳時勢、以救時局的想法。
在甲午年，孫中山籌備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給李鴻章上書，以實現“中央革命”的理想，但這顯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為此，他發動了一些能找的關係。
他首先找了已經卸任、正閑賦廣州的澳門海防同知魏恆，請他寫信介紹給在上海的盛宣懷堂弟盛宙懷，以便到上海請盛宙懷作書介紹給他的堂兄盛宣懷，最後通過盛介紹給李。
有了魏恆的“路條”，1894年3月間，孫中山到達上海攜魏函見到了盛宙懷，並拿到了引薦信。同時，在上海期間，孫中山結識了後來成為襄助他理財革命的宋耀如，也認識了作為早期維新派的鄭觀應、王韜。
巧的是，王韜有一個朋友在李鴻章幕下當文案。王韜就寫了封信，介紹孫中山到天津，見這位李鴻章幕下的老夫子，或者可以見李鴻章。據陳少白回憶：“孫先生當時快樂極了，就到天津去見老夫子。”
孫中山本來苦思冥想、遍找門徑，企圖知遇於李大人，以一展經世之才，但是在京津看到的是腐敗奢糜景象，且未獲李鴻章接見，主張亦未被理睬。經宋耀如努力，孫中山的文章在《萬國公報》上連載，讓這名年輕醫生改革救國的觀點首次披諸報端，其意義自是不凡。
在孫中山後來的《倫敦蒙難記》中，他回憶了自己為什麼會走上革命這條道路。
最初興中會並非是要革命的，都是希望能夠使自己的聲音表達出來上達天聽，被朝廷認可來推動中國的變革。更重要的是，促使他走向造反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外在因素，不是李鴻章不見他，才去憤而走向革命。而是甲午戰爭失敗後，洋務運動成果付之一炬，朝廷還宣佈，以後所有的貧民百姓，不得單獨未經許可就上書，斷絕了他們的任何希望——連寫個東西打個報告的權利都沒有了。
此後，孫中山徹底拋棄了改良思想，成立“興中會”，完全投身於與清決裂的革命之中，也為清朝的最終覆亡埋下一顆深水炸彈。
衝刺“高考”的光緒帝
如果不是皇帝，載湉大概會是一個脾氣溫和的好青年。他謹慎對待每一項祖宗立下的規矩，心存善良仁厚。雖然沒能成為中興之帝，但以儒家觀點來看，他會是一個皇帝勵精圖治的模板。他在位期間，有過洪水、瘟疫、有過對日本戰事的失敗，但他自己並無橫征暴斂、奢糜的揮霍。除去有點優柔寡斷的毛病，算是一個有志青年。
在古代，垂簾聽政下的小皇帝在親政後，都會有政績饑渴症，這似乎成了一種慣例。
如北宋哲宗趙煦在高太后撤簾後，第二年就停止與西夏談判，不計當時國力，多次對其用兵。金庸在《天龍八部》中對他有這麼一句描寫：“趙煦大喜，哈哈大笑，叫道：‘好極，好極！我是皇帝了，我是皇帝了！’”
1894年的光緒皇帝愛新覺羅·載湉，亦有過這樣的心情。
在光緒皇帝六歲時，清朝與沙俄有過一次局部戰爭。當時左宗棠西征擊敗阿古柏，平定天山南北路，收回伊犁和特克斯河地區。這一仗，清廷配合英國阻擊了沙俄南下，第一次在列強的縱橫捭闔中有了一席之地。8年後，清朝甚至在越南北部地區擊敗法國軍隊，迫使法國人考慮和談。
看上去，在慈禧太后垂簾時，經歷了洋務運動的國家在這一南一北兩場戰爭後開始“富強”。光緒皇帝親政後，蓄勢多年的建功立業之心開始狂野燃燒。1894年，迎來了他帝王人生中的第一次“高考”。
甲午戰爭初期，朝堂里洋溢著一股書生氣的樂觀情緒。
戶部主事裕紱上奏：“日本偏僻處於東洋，全境不過中國一二省之大小，夜郎自大，輒欲奮螳臂以抗王師，此其自速滅亡”。禮部侍郎志銳則認為“如果清國一戰掃平日本，則可因此刷新格局，振奮精神，以圖自強，從此昂首邁向強國之路”。
當然，這裡面更離不開帝師翁同龢希望一戰而勝，樹立皇帝權威，擺脫慈禧控制的建議。學者周禎偉提出，此時帝後與翁李、滿漢兩條派系對抗已然呼之欲出，遂帶動其餘派系資源漸投於帝後權力矛盾之下，而成日後黨爭之基本陣勢。
但戰爭的失敗使光緒皇帝損失了巨大的政治資源。世人會說，當年慈禧太后垂簾的時候，與法俄列強交戰，也沒吃過多大虧，載湉小兒竟被蕞爾小邦日本輕易擊敗，這樣的皇帝，留你何用？
石泉先生則提到，(甲午)戰爭以後，中國政局遂失其穩定性，李鴻章既去，袁世凱接統新軍，亦漸露頭角。中樞則翁同龢主政，而清流勢力因康梁維新運動之大起，又趨分化，於是帝後黨爭益烈，遂終爆發戊戌之變，大局從此益不可問。而革命勢力，則始於甲午，乙未間萌芽海外，隨時勢之推移，遂終成傾覆滿清帝國之先驅矣。
甲午戰前，國際輿論普遍看好中國，認為日本無法戰勝號稱“亞洲第一”的北洋水師。孰料清軍潰敗，世人大跌眼鏡，紛紛把矛頭指向李鴻章的保守戰術。惟梁啟超另有看法：“是役也，李鴻章之失機者固多，即不失機而亦必無可以幸勝之理。”
朝政腐敗，豈有幸勝之理？
文_本刊記者 曾暉
1889年4月，荒尾精嚮日本參謀本部遞交了漢口“樂善堂”間諜組織的第一份重要成果——有關中國大勢的分析報告——《覆命書》。書中評述，清國“上下腐敗已達極點，綱紀鬆弛，官吏逞私，祖宗基業殆盡傾頹。”
解放軍少將羅援曾說，“腐敗不除，軍隊未戰先敗”。甲午一役，恰同此理。
“無官不貪，無事不賄”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強化了“大陸政策”，天皇睦仁親筆寫下“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的誓言，建設強大海軍成為第一要務。1887年，天皇下詔，決定從內庫中提取30萬日元以資海軍，民眾紛紛解囊效仿，不到三個月，捐款達103萬之巨。1889年起，天皇更是每年定額資助30萬日元，此舉再次帶動日本政府官員主動獻出薪俸用於造艦。
與此同時，大清國的光緒皇帝和大臣們卻正為慈禧太后的萬壽慶典而絞盡腦汁。
1888年秋，醇親王弈譞向沿江海各省督撫授意，讓籌資修築頤和園，但他擔心此理由無法擺上臺面，便想出了海軍的名義。各督撫認捐踴躍，共集得260萬兩。該筆“海軍巨款”最終存入天津的外國銀行和洋務企業，所得息銀用以補貼頤和園工程。
除此之外，建園工程還挪用海軍衙門收到的各省“海防捐”共150多萬兩；占用海軍衙門“閑款”45萬兩；挪用海軍經費正款210萬兩……後來有人作詩諷刺說，北洋水師的鐵艦全軍覆沒，倒是頤和園的石頭船永不會沉。
日本另一個間諜頭目宗方小太郎在《中國大勢之趨向》中披露官場的腐敗景象：清國公開的年財政收入僅有9074萬兩銀子外加523萬石米，而自己調查的結果卻是該數的4倍。且此“定額以外之收入，一錢不入國庫，均為地方官吏所私有。滔滔之勢，非區區製法所能禁遏。”
其時，英國武器製造廠商代表穆特爾與中日兩國都有著生意往來。他說，日本購入武器時，會請來各方專業人員評判武器性能，不放過任何細節。日本人對價格也仔細研究，力爭買到性價比最高的武器。而中國官員甚至不知道一分鐘能發射多少炮彈，但對該拿多少回扣卻一清二楚。
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乃海防“第一責任人”，卻也借助經營洋務、籌措海軍而中飽私囊。
有外國商人作證，裝備北洋的彈葯經費被負責供應的官員私吞到口袋里去了。這個官員不是別人，正是李鴻章的外甥張士珩。大清海關總稅務司、英人赫德也指認張士珩導致了北洋水師“克虜伯炮有藥無彈，阿姆斯特朗炮有彈無藥”。
上行下效。大戰前夕，軍中腐敗同樣猖獗。旅順軍港內駐泊的“南洋”號、“元凱”號、“超武”號兵船僅供大員們往來差使，並不巡緝海面。他們甚至利用艦隊的豁免權，從朝鮮走私人參、裝貨載客掙錢牟利，為各衙門搞“創收”。
“濟遠號”管帶方伯謙在各地大量購置房產，而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也在劉公島上蓋“商品房”以出租，兩人甚至為建房之事發生齟齬。
淮軍將領衛汝貴兵援朝鮮，趕上女兒在家鄉出嫁，他就通過克扣軍餉的辦法，搜羅大量金銀運回老家。其妻接到“賀禮”，馬上回信叮囑：“君起家戎行，致位統帥，家既饒於財，宜自頤養。且春秋高，望善自為計，勿當前敵。”
時任美國駐華公使田貝向美國總統密報戰爭情況：“中國人中之最無智識而最愚笨者成為統治者。中國政府幾乎無官不貪，無事不賄，上下相欺，大小相欺。中國軍隊中貪污吃空額、營私，盜竊公物，扣餉以為常……”
豐島海戰後，丁汝昌對腐敗亂象忍無可忍。他稱所運之煤“煤屑散碎，煙重灰多，難壯氣力，兼礙鍋爐。雖在常時，以供兵輪且不堪用，況行軍備戰之時乎？”但為時已晚，大東溝一役，北洋水師就燃燒著這樣的“散碎之煤”駛向了決戰場。
旅順港失守，守將龔照玙被以“統兵將帥失守要港罪”判處死刑，投入監獄。但龔總兵花了萬金，把獄中上下買通，住單間，每日從飯館訂餐，八個小妾輪流入監伺候服侍。龔照玙脾氣暴躁，常命令伺候的馬弁鞭撻小妾，弄得牢房內常傳出哭號聲。藉由金錢開路，龔照玙最終未被處死，5年後得釋出獄。
尚虛文，無紀律
據統計，黃海海戰中，日艦平均中彈11.17發，而北洋各艦平均中彈107.71發。“來遠”艦大副張哲榮在戰後反思：“我軍無事之秋，多尚虛文，未嘗講求戰事。在防操練，不過故事虛行。故一旦兵興，同無把握。”
北洋水師後期，軍事訓練形同虛設，常常為了應付上級視察而弄虛作假。打靶演習時，會“預量碼數，設置浮標，遵標行馳。碼數已知，放固易中”。
日本戰時刊物《日清戰爭實記》如此描述清兵的軍容：有將軍攜帶妓女的，有打著蝙蝠傘的，有帶著鳥籠的，隊伍里有唱歌的，有怒罵的，有快走的，有慢走的，千差萬別、千奇百怪。文武官員十指留著長指甲，任其自然生長，以平時拱手閑坐為風韻體面。
散漫之氣積重難返，任何約束都成了空文。《北洋海軍章程》規定不得酗酒聚賭，違者嚴懲。但事實卻是，每當北洋封凍，海軍例巡南洋時，官兵必淫賭於香港、上海。“定遠”艦上的水兵甚至在管帶室門口賭博，卻無人過問。
章程規定的艦船保養同樣有名無實。保養經費普遍被挪作他用，致使船艙機器擦抹不勤，年久失修。英國遠東艦隊司令斐利曼特談及他的觀感：“中國水雷船排列海邊，無人掌管，外則鐵鏽堆積，內則穢污狼藉。”
最荒謬的是1886年“長崎事件”。丁汝昌領鎮遠、定遠、威遠和濟遠四艦駛入日本長崎開展“親善訪問”。官兵們獲准登岸觀光，其中有人赴妓院尋歡，後酗酒鬥毆，遭到日警逮捕。水師上下非但不以此為醜聞，反而糾集450餘人直撲警局，並將艦上12門巨炮對準了長崎市區……
反觀日本，山本權兵衛任海軍省官房主事以來，大力整飭軍紀。在三年零兩個月時間里“處理”掉9名高級將領，包括3名中將和6名少將。到戰爭打響時，日本海軍只剩下12名中將，即使山本權兵衛本人也是在戰場奏捷後才得以晉升。
早在1884年12月，日本《自由新聞》就斷言：“清國雖軍艦眾多、武器允備，然徒於虛飾外表，並無巧操戰艦、妙用軍隊之將校，亦無熟練操作槍炮之士兵，若一旦戰機來臨，吾國就當以精兵強將驅逐駐守韓國之支那兵，進而橫跨鴨綠江，長驅直入進北京。”
果不其然，雖然時隔十年，但清軍的表現仍然印證了日媒的預言。豐島海戰，北洋艦隊毫無戰法可言：“廣乙號”被擊沉，“濟遠號”臨陣脫逃，運兵船“高升號”與炮艦“操江號”在一無所知的情況下誤入戰場，結果一船沉沒，一船被俘。要知道，北洋水師已經成軍6年，而此時的日本聯合艦隊正式編組方纔6天。
其後的大東溝戰役，“超勇先沉，揚威傷走，來遠、平遠火起，經遠、致遠相尋沉沒，濟遠、廣甲、廣丙前後皆逃。定遠健鬥，損傷最甚，火熾不滅……”
海軍狼狽，陸軍更為不堪。守衛平壤的清兵坐擁一個月的軍糧、彈葯，卻在一日之內即告崩盤。守將葉志超倉皇逃離，一口氣連跑6天，沒做任何停留，逢山過山，遇河過河，狂奔500多里，直至鴨綠江邊。
清軍拋棄的大量物資被日軍所獲，卻又在潰逃途中大肆搶掠朝鮮民眾，惹得百姓深惡痛絕。目擊平壤之戰的朝鮮人樸殷植說：“始清兵渡江，我民爭簞壺迎饋，而乃肆盜掠，大失民望。”
短視與傾軋
海戰前，日本對戰爭結果早已備下三種預案：第一，海戰失利，日本退守本土；第二，持續獲勝，則在中國登陸；第三，雙方僵持，就在朝鮮半島展開拉鋸。由此可窺，日本籌備之周詳。
但大清知識分子，對於此戰，乃至日本則盡顯無知。
《申報》曾稱“日本人短小若侏儒，從無高至四尺以上者，不似華人之身材高大體態昂藏。一經開仗，我華兵以大壓小，其不致糜爛者幾希，日人其奈之何哉？”
甚至作為清政府第一任駐日公使的何如璋也認為：“日本今日之勢，固萬萬不能勝我也……我中國土地之大，物產之富，人民之眾，足兵足食日臻富強，自不難居萬國之首，使其俯首聽命，咸就範圍。”
據史料記載，就在豐島海戰爆發前3個月，光緒帝寵愛的珍妃得了好處，為玉銘謀取四川鹽法道一職，光緒帝禁不住枕邊風，應下了。誰料，光緒帝在召見時問玉銘在哪一衙門當差，居然對答在木廠。光緒帝聞之駭然，命其將履歷寫出，玉銘竟久久不能成字，原來竟是一文盲。
自“開眼看世界”特別是洋務運動以來，沈葆楨、劉銘傳等開明官員早就上書，建議朝廷警惕倭患，但始終不得決策者的重視。
1888年北洋艦隊組建完畢，日本以其為目標傾盡國力極速追趕，清廷卻反以“經濟原因”為由截斷了對艦隊的供給。打那時起，海軍再未添置一艦一炮，正所謂“北洋水師建成之日即其覆滅之時”。
李鴻章曾要求戶部撥款60萬兩增購速射炮而不可得。可笑的是，戰敗之後，清廷對日賠償，急命翁同龢向俄、法借款1億兩白銀。這筆巨款，足以購買3000門速射炮、60艘“定遠”級鐵甲艦了。
誰言愛國心
1894年8月，大隈重信領導的日本立憲改進黨煽動對清開戰，把日本攻打中國比作是“虎狼驅趕羊群、疾風席卷落葉”。大隈重信給出了他的理由——清國“政治是君主獨裁，國民缺乏愛國精神，少有勤王之念”。
大隈重信判斷無誤。戰爭期間，雖有左寶貴、鄧世昌等人以身殉國傳為後世佳話，但絕大多數清軍官兵毫無恥感，頓作鳥獸散。甚至有人不惜扮成婦女，企圖矇混過關。
北洋水師被困劉公島後，水手爭相棄艦上岸，陸兵則擠至岸邊，聚黨噪出，鳴槍過市，聲言“向提督覓生路”，遍地都是“請降”之音。
其時，有主戰派、湘軍大臣劉坤一奏稱，“‘持久’二字，實為現在制倭要著”，呼籲朝廷抗爭到底。然而，當權者早已沒了奮起反擊的意志。
在日軍攻占大連、旅順後，身為戰時主帥，李鴻章、李經方父子，竟攜家眷和私產“乘輿數十百號”從天津經上海運回了合肥老家，導致京津一帶人心惶惶。
而紫禁城內的愛新覺羅家族，同樣麻木不仁。黃海海戰後，北洋水師尚存主力，慈禧太后卻授意“大事化小”，單方面“避戰求和”，結果威海衛之戰，艦隊在幾無反抗的情況下全軍覆沒。
此後，兩國談判《馬關條約》。日本雖勝，卻對條款通過並無十足把握。可面對割讓臺灣、遼東等苛刻要求，清廷上下除了“哀嚎一片”，竟沒有任何可行的主張，甚至一向逞勇的光緒帝都認為，“都城之危即在指顧，以今日情勢而論，宗社為重，邊徼為輕。”最終基本答應了日方所提的全部內容。
清政府在戰時的怯弱表現，震驚了國際輿論。
美國學者明恩溥稱：“清朝官員自私的程度達到只要侵略者不侵犯‘他們的利益’，他們就會提供侵略者所要的一切東西。”
相比於日本聯合艦隊出征時打出“揚我帝國海軍威名”的旗語，和日本水兵剖腹自盡來慶祝勝利，朝政腐敗，讓清朝的官僚階層與普通民眾漸行漸遠，國家之事，少人上心。
就在甲午戰敗之後，清朝統治者祭出了一系列的自保手段，假變法、假新政，最終不敵民意的洪流。17年後，一代王朝轟然倒塌。
1894年1月，朝鮮爆發“東學黨”農民起義。3月，朝鮮國王李熙向清政府求援，日本誘使清廷出兵……
晚清四季悲歌：甲午戰爭全過程
整理_本刊記者 曾暉
夏·爆發
6月，李鴻章命葉志超、聶士成率1500人赴朝平叛，日本以“保護使館及僑民”為藉口，派400人先遣隊進駐漢城。
6月10日，朝鮮政府和起義軍達成“全州和議”，李鴻章命駐朝大臣袁世凱與日方磋商同時撤兵。
6月15日，日本拒絕撤兵。22日，日本發出“第一次絕交書”。李鴻章向俄、英等國求援調停。
6月28日，日軍增兵至8000人。其後，清廷“主戰派”要求增兵，李鴻章不允；袁世凱主張先撤兵以占據政治主動，李鴻章亦不允。
7月，多國調停失敗，情勢告急。李鴻章命衛汝貴、馬玉昆率軍登陸；另調北洋陸軍十餘營分梯次渡海馳援朝鮮。
7月14日，日本發出“第二次絕交書”，反誣中國“有意滋事”，揚言“將來如果發生意外事件，日本政府不負其責”。
7月17日，日朝談判破裂，日本大本營作出開戰決定。20日，日本聯合艦隊組建。
7月23日，日軍沖入朝鮮王宮，囚禁李熙，扶植親日政權。同日，清軍“濟遠”“廣乙”兩艦抵達牙山，掩護運兵船在朝鮮登陸。
7月25日晨，“豐島海戰”爆發。此役後，李鴻章令北洋艦隊固守大同江口至威海衛之間的海岸，避免與日艦在海上交鋒。
7月28日，日本陸軍進攻牙山，清軍敗退平壤，史稱“成歡之戰”。8月1日，兩國正式宣戰。
秋·蕭瑟
9月15日，日軍攻剋平壤，葉志超率殘部倉惶撤退，史稱“平壤戰役”。10日內，清軍全部退回中國境內。
9月17日，“黃海海戰”爆發。此役後，清軍退守威海衛劉公島，日本完全掌握了制海權。
9月23日，朝廷緊急劃撥150萬兩白銀軍費。25日，慈禧太后下旨，取消定於頤和園舉辦的壽辰慶典及沿途“點景”工程。
10月24日，日軍搶渡鴨綠江，攻陷虎山。26日，日軍占領九連城和安東縣，清軍鴨綠江江防崩潰。同日，日軍在莊河花園口登陸。史稱“遼東戰役”。
11月6日，日軍攻占金州，次日攻陷大連灣，慈禧太后在紫禁城寧壽宮黯然度過60歲生日。
11月19日，旅順守將龔照玙逃往煙臺，黃仕林、趙懷業、衛汝成三統領亦先後潛逃。22日，日軍占領旅順，實施4天3夜的搶劫、屠殺和強姦，史稱“旅順大屠殺”。
冬·覆滅
12月24日，北洋水師旗艦“鎮遠”號退入威海衛時觸礁，管帶林泰曾自殺。
1895年1月14日，清廷派張蔭桓、邵友濂赴日求和。31日，日方以“清國全權委任狀不完善”為由中斷交涉。
1月30日，日軍攻占威海衛南幫炮台，史稱“威海衛之戰”。
2月2日，伊藤博文向清廷提出和談要求，點名讓李鴻章擔任全權代表。
2月3日，日軍攻陷威海衛城。10日，“定遠”號彈葯告罄後自沉。11日，丁汝昌拒降自殺。
2月17日，日軍在劉公島登陸，薩鎮冰率10艦獻降，北洋艦隊全軍覆沒。
3月4日，日軍攻占牛莊，7日不戰而取營口，9日攻陷田莊台，遼東清軍徹底崩潰。
春·埋葬
3月13日，清政府欽差頭等全權大臣李鴻章和欽差全權大臣李經方啟程，19日抵達馬關並開啟談判，但未能就停戰問題達成一致。
3月23日，日軍襲擊澎湖列島，25日攻剋。
3月24日，小山六之助行刺李鴻章。28日，伊藤博文同意無條件停戰。30日，雙方簽訂為期21天的停戰協議。
4月1日，議和談判開始。17日，《馬關條約》締結，中日甲午戰爭宣告結束。
5月4日，在俄、法、德三國干涉下，日本宣佈放棄遼東半島，清廷支付白銀3000萬兩以作“贖遼費”。
甲午之敗，激起了中國的強國夢。今日之中國已然崛起，在面對日本時，我們不挑事，也決不怕事。
兩甲子後，中日關係再迴首
文_本刊記者 曾暉
1955年10月，香山葉正紅。以上林山榮吉為首的日本國會議員訪華團來到北京，提出儘早釋放日本戰犯問題。毛澤東開門見山，用濃郁的湖南口音說：“我們兩個民族現在是平等了，是兩個偉大的民族。”
中日邦交正常化
毛澤東說的不是客套話。早在新中國建立之初，中央政府就長遠考慮，決定拋棄歷史包袱，“以德報怨”地推動“中日邦交正常化”。
1961年6月，周恩來在接見溥傑夫婦時再次表明：“我們應該向前看，應該努力促進中日兩國的友好關係，恢復邦交，發展經濟文化交流，我們並不總盯著過去的事情。”
中日兩國的民間交流貫穿了整個60年代.。一個42人組成的日本政治家、大企業家訪問團來到中國，並向中國出口了一整套維尼龍生產設備；後應中國政府邀請，日本400名青年訪華參加首屆“中日青年大聯歡”；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第31屆世乒賽上，周恩來指定王曉雲任中國乒乓球代表團副團長赴日，藉機同日本政界接觸，推動中日關係發展……
終於，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偕外相大平正芳訪華，同周恩來進行了四次會談並簽署了《聯合聲明》，中日兩國實現了邦交正常化。
儘管經濟建設百廢待興，國內政治運動又連連開展，但在外交上，中國政府對待日本，卻始終站在積極主動的位置，不斷以開放、自信的姿態與對方“牽手”，為後來的改革開放爭取到了有力的外援。
1979 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與100 多年前日本明治政府只向歐美派遣考察團吸取西方經驗不同，中國幾乎同時向歐洲和日本派遣了考察團。當時中日間的良好互動及中國領導人的務實心態可見一斑。
在日本考察新幹線時，鄧小平高興地打了個比方：“像風一樣快，我們現在很需要跑！”
1979年12月，已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訪華，同意向中國提供低息的政府開發援助，此舉對於中國的經濟建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進入1980年代，中國經濟真正“跑”了起來。中國正全心全意地致力於經濟發展，而此時的日本卻悄悄轉向。
“我們沒給日本出難題”
歷史上，中日間長期都是“一強一弱”。自“鑒真東渡”開啟雙邊友好交流以來，中國對日處於顯著優勢地位。直至19世紀末，形勢發生逆轉。日本歷經明治維新、甲午戰爭，在後來近半個世紀的時間中，其經濟、政治、軍事力量全面壓倒中國。
但這樣的格局如今卻被打破。中日間進入了兩千多年交往史上從未有過的“強強型”關係，至少，已沒有一方是“弱者”。
當20 世紀80 年代後半期，日本民間叫囂著“要買下整個美國”、“21 世紀是日本的世紀”時，“改革開放”卻在中國激發出了空前活力。
相較於此時日本經濟增長的遲滯，中國創造了更加夢幻的“發展速度”。在此後的30年間，中國打破了日本在亞洲“一枝獨秀”的格局，並最終接替了其經濟總量“世界第二”的地位。
這樣的局面顯然是許多抱持“大日本主義”複蘇美夢的人所並不樂見的，沮喪寫在日本民眾的臉上。
在日本媒體上，這一時期對中國發展的負面報道長篇累牘。人們一方面對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感到驚羡，另一方面卻對中國改革所衍生的一些問題感到不服氣，甚至反而增強了莫名的“優越感”，看中國什麼都不順眼。中日之間沒有再像過去那樣出現友好高潮。
日本政界也在這樣的輿論背景下“不安分”了起來。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參拜靖國神社；1996年7月，日本右翼團體成員連續四次登上釣魚島；1997年9月，日、美批准新的防衛合作指針報告，把中國大陸和臺灣納入日美安全條約的範圍……
圍繞歷史和領土問題，日本不斷與中國發生摩擦，但中國領導人依舊保持了最大的剋制，希望其能從中日關係的發展大局出發，改弦更張。
鄧小平曾經談到：“這些年我們沒有給日本出過難題，而日本的教科書問題、最近的參拜靖國神社問題，還有蔣介石遺德顯彰會問題，是給我們出了很大的難題……對日本方面來說，不做這些事沒有任何損失，不做這些事也可以很平靜地、很穩定地、持續地發展兩國之間的經濟政治關係。”
從“放一下”到“常態化”
中日關係在21 世紀初，完全步入了“強強型”狀態。
此時，對中國崛起“不適應”的糾結心理，加之國內的政治亂局，特別是美國出於其全球戰略對中日關係的牽制……種種原因，致使日本國民的“對華好感度”一再降低，而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也漸趨強硬。
在“勢均力敵”的狀態下，當雙方遇到矛盾時，很可能出現“誰也不肯示弱”的局面，而且當任何一方的政府在雙方交涉中採取外交上所必要的妥協時，往往會被部分民眾視為“軟弱”，從而承受巨大壓力。
因此，儘管中國政府多次敦促日方相向而行，但也不再片面幻想“中日友好”，而是做好了萬全準備。
1978年10月，鄧小平在東京接受記者採訪，被問及釣魚島問題。鄧神態自若地回應：“這樣的問題放一下不要緊，等十年也沒有關係。我們這一代缺少智慧，談這個問題達不成一致意見，下一代總比我們聰明，一定會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而在35年後，當日本祭出“購島”鬧劇時，中國政府卻不再沉默，而是果斷採取了反制措施：劃定領海基線，並派公務船隻進入釣魚島海域進行“常態化”巡航。
學者卓南生分析，上世紀90年代，日本對華主要依賴四張王牌，即“中國威脅論牌”、“兩岸分裂牌”、“經濟牌”及“北京怕亂牌”。可是中國經濟崛起，再加上海峽兩岸關係日趨正常，“經濟牌”和“兩岸分裂牌”相繼失靈。
目前日本慣用的就是玩“中國威脅論”和“北京怕亂”這兩個偽命題牌。從一年多看來，面對挑釁，中國姿態日益強勢，反制也更具針對性，日本已是黔驢技窮。
另有學者認為，事實上，中國的強硬態度，為日本劃定了清晰的活動空間，反而降低了戰爭的風險。
回顧近60年的歷史，伴隨綜合國力的提升，中國對於中日關係的掌控力正在日益增強。而兩國間雖歷經冷熱起伏，但漸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關係。
可以預見的是，在目前或更長一段時間內，中日雙方仍將保持“強強型”的關係。但只要中國和平發展的腳步繼續，“中強日弱”定是大勢所趨。
又逢甲午年，縱觀東北亞局勢，如果日本採取理性政策，兩國間依舊可以重修舊好，互利雙贏。如若日本一意孤行，以情緒化左右政策，甚至挑起軍事對抗，中國卻也並不怕事。正如鄧小平所言，“中國政府已非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也不是李鴻章”。
（編輯：SN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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